在大部分人的理解里，语言就是说话。这么简单的事情谁不懂呢？而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去考察，语言不仅是人物形象表达喜悦、倾诉衷肠、诉说愤懑、挥洒激情的最重要的工具，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地域的转移，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和地域文明，因此，语言的塑造是艺术形象塑造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功的语言塑造可以使观众和读者在我们给予的特定语境进入到一种文学或戏剧环境中去共情，从而引发创作和观赏两者之间强烈的艺术共鸣。

语言的精准塑造是艺术形象精准呈现的先导，这一点，无论是在戏剧舞台上还是影视作品中都毋庸置疑。缺乏了精准的语言表达，艺术形象的塑造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生动准确。其中当然也包括对于小说、诗歌、散文等多种文艺形式的读解与呈现。有人说：假如一部影片没有一句台词，但作品依然做到了准确呈现，应该如何解释？答案是：因为它充分运用了镜头语言！

基于创作的需要，我对角色语言的塑造和运用这一课题一直在探求研学，不论是学术氛围非常严谨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众声喧哗、不求甚解的当下，始终都在坚持不断地摸索并付诸实践。艺术作品，尤其是影视作品，对于普罗大众的生活有着相当大的引领作用，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人物的形象上，同时也表现在人物的语言传达之中。因而，影视从业者应该充分意识到自身肩负的文化自觉的重要责任。

演员在表演创作的链条中处于较为被动的位置，往往是在文学创作、导演构想、作品整体风格都基本确定之后才开始。一般来讲，这时候属于演员的工作只剩下按照规定动作呈现。但恰恰是在这个最后的环节上，如果做不到准确表达，那么前面所有的功课都可能功亏一篑，导致整个作品的质量最终不如人意。所以，选择什么样的演员，对于一部作品的最终质量是至关重要的。多年来，我在一些影视作品中饰演过不少“大”人物，如中共早期的最高领导人瞿秋白、中共第一任监察委员会主席王荷波、方志敏烈士、邓子恢副总理、刘伯承元帅、左权将军，还有刘邦、左宗棠这样一些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呈现这些艺术形象时，对于语言创作和表达的要求必然会上升到一种新的高度，必须追求精准独到的境界，才能为精彩重现这些不凡的生命画龙点睛。

拍摄电视剧《刘伯承元帅》时，最初的文学基础比较偏重于文献传记，人物的语言基本上是对文献资料的转摘，这对刘帅形象的艺术塑造成为很大的羁绊。在从传记文学向视觉艺术转化的再创作过程中，我们只保留了其文学框架，几乎重新再造了全部的人物语言。从剧中关于垓下之战四面楚歌的用典到竹笛、唢呐的吹奏与战术原理运用的异曲同工之处，从军事学院授课内容的相关军事论述到刘帅与自己老师情真意切的交谈，以及军事学院对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使用的争议、挺进大别山的汝河之战等诸多剧情，我们都以刘帅的真实语句为依据，创作了大量生动的人物语言，来丰满人物形象，以求达到鲜活传神的戏剧效果。这些都是我们在最后的创作环节经过反复推敲、再三斟酌、几易其稿，才得以实现的，如此，才有了今天大家最终看到的《刘伯承元帅》这部作品趋于完美的整体呈现。

在拍摄影片《忠诚与背叛》时，针对王荷波这位曾在俄共联大上做过发言的工人领袖、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见过列宁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特有经历，基于对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的缜密思考，我建议在影片中使用了一段马克思语录：“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会洒下同情的热泪。”精准的语言表达使整个影片的艺术感染力得到完美提升，最终这句台词成为贯穿全片的导语而为观众所牢记，准确的语境和影片整体氛围浑然一体，更加凸显出深情隽永的时代质感。

演员作为角色生命的载体，我们在影视作品中既要准确地传达出瞿秋白烈士生命最后时刻“此处甚好……”的淡然与决绝，也要依照革命者超凡的精神内质创造出与《多余的话》相称的人物语言来支撑丰满其艺术形象；要在今天演绎出八十多年前方志敏烈士身陷囹圄时挥笔写下《清贫》和《可爱的中国》的那份赤子深情，就必须找出精准的语言为人物立神。影片《决胜时刻》拍摄时，我在片中饰演国民党的首席和谈代表张治中将军，在剧中人物面对和谈破裂、解放军以破竹之势突破长江防线、蒋家王朝大厦将倾的历史时刻，最终决定将“安度晚年”改为“安度余生”来表达那一声叹息时，我同导演都斟酌了很久……